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煤的国家和地区。在辽宁新乐古文化遗址中就发现过有煤制工艺品；河南巩义市也发现西汉时用煤饼炼铁的遗址。对煤的称呼，《山海经》中称之为“石涅”、魏晋时称“石墨”或“石炭”。“煤”的古汉语意思是指灶中之“烟灰”凝集而成的黑灰（用以制墨）。而现代意义上“煤炭”这一名称的称谓，据夏湘蓉、李仲均先生在《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中认为，“煤炭”一名最早出现于明代中叶陆深（公元1477-1544年）所著《燕闲录》：“石炭即煤也，东北人谓之楂，南人谓之煤，山西人谓之石炭。平定所产尤胜，坚硬而光，极有火力。”后来，李仲均、李卫先生在《中国用煤的历史》一文中再次强调了此观点。此项结论似已成为学界公论，《中国大百科全书·矿冶卷》的编纂者也持此观点。然而由元代科技史，及一些元代文人文集、笔记，发现“煤炭”一词在元代就已经出现。现将有关史料按照时间顺序辑录如下，供治煤炭史、科技史工作者参考。

与宋代一样，元代山西尤其是大同、太原地区的煤炭资源得到开发。采煤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给冶金、陶瓷、制盐等行业的发展带来历史性变革，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的繁荣。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所述也多为北方的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区，元代文人的诗文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史料一：“大同有达官，得旨赐一山为猎所，山产煤炭，彼因欲锢其利，夺民窑洞，参政反覆陈说，卒归之民。”文中参政姓耿，曾任大同县尹，逝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大同是山西乃至全国重要的煤炭基地，素以分布广、埋藏浅著称。这是目前为止所能搜集到的元代山西大同地区的涉及“煤炭”一词的最早文献，所述时间在1280年前后，此时元世祖刚刚完成全国统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可能会有更早的资料出现。

史料二：河南地区的煤炭开采历史也很悠久。元代文集中涉及到的地区有郑州、安阳、渑池等地。但是出现“煤炭”的文章只提到郑州的密县、荥阳：“公名廷佐，字君卿⋯⋯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岁在丁亥之正月，来守是郡公兴利之心，无时少置，询知民间日用柴薪价重，荥阳南天里，密县王寨村有古炭穴蹀迹，废弃既久，虽土人亦莫知其可以供。公建议召募人众，二处凿井，起立窑座，岁余之间，厥功乃成。阖郡之人民皆用焉。比之柴价，省减数倍，实为百世之利。公议凿井之初，以炭至汴梁，陆路才省两舍，车运登舟，贩于汴城。鬻者获利，浚汴之举，自此始焉。既而允议于上官，亲董其役，梗舟之树，伐去万余，平其两岸，深其中流，二旬而毕。今也船筏通行，煤炭源源连樯达汴，果践前谋，民赖其利。”

这段史料说明：元代煤炭的开采、利用与宋代相比毫不逊色，在某些方面还超过宋代。如汴梁地区二处煤炭矿井的开凿速度之快，“岁余之间，厥功乃成”，且惠及“阖郡之人民”。这则史料令人信服地说明汴梁地区的煤炭普及程度之高。煤炭在这一地区除了储量丰富外，还有一个优势是“比之柴价，省减数倍”。所以作者才会由衷赞叹“实为百世之利”。这一说法又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说法提前许多：“石炭，南北诸山产处亦多，昔人不用，故识之者少。今则人以代薪炊爨，煅炼铁石，大为民利。土人皆凿山为穴，横入十余丈取之。有大块如石而光者，有疏散如炭末者，俱作硫黄气，以酒喷之则解。入药用坚块如石者。昔人言夷陵黑土为劫灰者，即此疏散者也。”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元代初期，对煤炭的功用就已经充分认识，而不是到李时珍所处的时代。

史料三：“至大元年（1308年），（大都等处）玉石、银、铁、铜、盐、硝碱、白土、煤炭之地十有五。”大护国仁王寺当时作为国立寺院，得到元政府的大力扶植，掌握着规模庞大的各种资产，经营范围也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各个部门。在矿冶开发方面，仅在当时的元大都等处（今北京）就有玉石、银、铁、铜、白土、煤炭之地15处，可见其矿冶开发规模之大。

史料四：“右丞相益都忽，左丞相脱脱奏曰：‘京师人烟百万，薪刍负担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开池河，上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来，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中矣。’遂起夫役，大开河五六十里，时方炎暑，民甚苦之。其河上接金口水河，金口高，水泻而下湍悍，才流行一二时许，冲坏地数里。都人大骇，遽报脱脱丞相，亟命塞之。”《庚申外史》是研究元代后期尤其是元代末代皇帝元顺帝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的一部重要笔记小说，保存了许多《元史》所没有记载的史实。这里所述的“西山”就在今北京西郊，当时也是元代重要的产煤基地。元代西山的煤炭开采可能自大都建成之后就已开始，主要满足都城燃料供应。早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西山煤窑局就已经出现，隶属于徽政院。民间煤炭市场也很兴盛，据曾任大都路儒学提举的熊梦祥（约公元1335年前后在世）《析津志辑佚》记载，大都当时有以煤炭为交易对象的“煤市”。由史料三、四可以得知元代大都（今北京）的煤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开发，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何在当时大都号称“人烟百万”，作为当时中国乃至蜚声世界的特大城市，却没有出现过较大的燃料危机问题。

史料五：“吴莱（1297-1340年），婺州浦江县（今属浙江）人，是《元史》总裁官宋濂的老师。自幼喜读诗书，举凡天文、地理、井田、兵术、礼乐、刑政、阴阳、律历、氏族、方技、释老等书，靡不穷考。他曾有《大食瓶》诗一首，详细描述了大食窑的制作工艺及传入中国的情况，为研究元代瓷器制造技术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科技史料。无独有偶，在他的文集中发现他的另一首诗《送俞观光学正赴调京师》也为今人研究元代“煤炭”提供了重要线索。诗中有“朔风吹尘织卉裘，坑床煤炭手足柔。”一句。由此可以得知，“煤炭”此时在江南已经使用于日常取暖，不过普及程度未必高。

史料六：“（畅师文，字纯父）后处道赴湖南宪，舟次郢州驿，夜与刘致时中坐白雪楼上，更阑烛尽，无可晤语。卢曰：‘纯父分司，去此未久，必有佳话。’因呼驿二姬生者沃之酒。问之，姬乃曰：‘其未至也。’闻为性不可测，供顿百需，莫不极其严洁。既至，首视厨室怒曰：‘谁为此者。’馆人曰：‘典史。’摄之前跪，而嫚骂之，众莫晓所谓。良久，其童从旁言曰：‘相公不与吏辈同飨爨，当别甓小灶。且示以釜之大小，薪之短长，各有其度，俾别为之。’典史者，奔去持锅负薪，与泥甓偕至，仍命典史躬自涂塈之。既毕，复怒捽典史跪之。曰：‘吾固知汝不克供职，行且决罢汝矣。’众亦莫晓所谓。其童又言曰：‘釜腹有煤，未去也。’令馆人脱釜，覆之地，以手拭煤，涂典史之面，而叱出之。”这段史料出自《砚北杂志》，它是元顺帝时期（1333-1368年）的文人陆友仁于元统二年（1334）所著，大多讲述文人间逸事趣闻。郢州驿在今湖北安陆附近，说明元代的湖广行省濒临长江的地域，煤炭已经用于日常燃料使用。

史料七：明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于谦（1398-1457年）的《石灰吟》可以说是广为流传，但他在宣德五年（1430年）任山西巡抚期间，写有一首《咏煤炭》诗，歌以咏志，许多人可能不知：“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鼎彜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于谦是最早把煤炭比作“乌金”的学者，这一用法沿传至今。这首诗既赞美了煤炭的奉献精神，也反映了明代初期山西地区煤炭的普及、开采情况，实为难得之作。

根据以上史料，可以得出结论：首先，随着煤炭资源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大规模开采、利用，早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煤炭”一词就已经开始使用，而并不是到近二百年之后的明朝中期。其次，“煤”、“煤炭”是否出于所谓“南人”之口，也值得商榷。如史料一的作者张起岩为山东人、史料二的作者为河南人，并不属于“南人”之列。最后，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即使在明代，“煤炭”一词出现的时间也当在明代初期（1430年稍后），比明代中期陆深（公元1477-1544年）的《燕闲录》记载时间要早至少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