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统计数据,有以下4个显著特点:一是每年的5月、11月和12 月是特大事故多发月份;二是山西、河南、黑龙江3省特大事故共计发生108起,起数超其他省份;三是国有矿井特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显著高于其他所有制矿井;四是瓦斯(煤尘)爆炸事故起数达其它类型事故起数的7倍以上。下面我们分三个部分解读新中国成立以来的294起煤矿特别重大事故。
“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能源禀赋特点,决定了煤炭是我们的主要能源。截止2020年底,全球已探明的煤炭储量为1.07万亿吨,储量前5的是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中国和印度。其中美国煤炭储量占全球的23.2%,俄罗斯占比15.1%,澳大利亚占比14%,中国占比13.3%,印度占比10.3%。
2022年,世界煤炭总产量为88.03亿吨,比2021年增长7.9%。2022年我国煤炭产量45.6亿吨,同比增长10.5%,占到全球总产量的51.8%。可以这样说:煤炭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主要能源。
历史上的2002年是一个转折点,自此开始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和百万吨死亡率持续“双走低”,安全形势明显改善。但2016年发生煤矿特大事故2起,重大事故8起,煤矿事故仍是生产安全事故的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2016年10月31日11时33分,重庆市永川区金山沟煤业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33人死亡。2016年12月03日11时30分,内蒙古赤峰市宝马矿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32人死亡。这一年,或许你对这些事故仍记忆犹新。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从这时开始,这些耳熟能详的教导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落实到安全生产现场工作中去。要防止事故,那么我们必须先认识这些特大事故,因些需要对1950到2016 年发生的特大事故进行统计与分析。注意,特别重大事故的定义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1950到2016 年,共发生煤矿特大事故 294起,造成16223人死亡。如果从时间、地域、经济类型、事故类别 4 个角度来分析,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一是时间。
1950到2016 年间,可以以1960、1963、1997三个年份为界,大致分为4 个涨跌区间。
195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年份,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年。在全球范围内,1950年也是战后重建的时期。对于中国,这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期,国家面临着百废待兴的情况。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和“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到了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在这期间:1950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2年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大事好事在历史的洪流中不停发生。
对于在这期间的煤矿来说,煤矿的安全生产技术和装备相对落后,各方监管水平也较低。特别是从1958年开始实施大跃进政策以来,对煤炭产业产生了极大冲击,出现了经营管理紊乱,片面追求产量,乱产乱掘,重视生产而忽视安全,导致特大事故的发生频率和死亡人数大幅上升。仅在这一时期,就发生了15起特大事故,造成了1516人死亡。全国小煤矿数量快速增加,产量由1958年的2.7亿吨快速增长到1960的3.97亿吨。
时间来到1960年,这一年的中国经历了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三年自然灾害、农村合作化运动、大跃进等,给社会、经济和政治带来了深远影响。这一年,国家的政治影响在亚洲大陆上升,见证了中印战争的爆发,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也日益恶化。
1960年至1962年间,国家遭受了一系列自然灾害,尤其是大规模的饥荒,近3千万人死于饥饿。在“大炼钢铁”的规模要求下,过度投资导致了严重的食品短缺,很多人因此丧命。党中央再次强调“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的重要性,随着1963年大跃进政策的结束,国家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特大事故的发生频率和死亡人数便急剧下降,1963年甚至没有发生特大事故。
时间继续向前,煤炭行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以及整休、改革开放和国有企业改革等变革。煤炭产量大幅增加的同时,相应的安全投入、监管和技术进步也明显提高。然而,这一时期的安全保障能力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生产需求,特大事故的发生频率和死亡人数有所波动上升。
根据经济日报的一篇报道,1996年是煤炭人最骄傲的一年,原煤产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中国工业在煤炭人艰苦拼搏下终于装上强劲的动力引擎。尤其在1990年到2000年期间,也有人称这是中国煤炭行业的第一个“黄金十年”,生产繁荣,但安全发展相对滞后,导致1997年特大事故达到巅峰,共发生17起特大事故,造成794人死亡。1995年,煤炭业开始企业化改制试点。1998年,为帮助煤炭企业彻底实现市场化,国务院改革了煤炭管理体制,下放原煤炭部直属的国有重点煤矿,推进政企分开。2001年,全国原煤产量开始上升,当年完成产量14.72亿吨,是1949年0.32亿吨的46倍。
此后,国家开始重视瓦斯事故防治,关闭整合小煤矿,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并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虽然在煤炭行业的第二个“黄金十年”(2002年至2012年)中遇到了增长,但特大事故的发生频率和死亡人数有所下降。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2001年的4.640下降到2008年的1.182。也就是在这一年后,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下降到1.0,逐渐向0迈进。到了2014年和2015年,煤矿没有发生特大事故。
从历史上看,1958年到1962年,1973年到1981年以及1985年到2010年,煤矿特大事故一直处于高位波动状态。这些时期年平均特大事故数量超过6起,与能源需求大幅增长的时期相对应,说明了特大事故多发的历史趋势。
一年之中哪些月份容易发生事故呢?具体来说,104起事故发生在5月、11月和12月,这个阶段正是天气由温暖转凉的时期,人们可能会在气候变化下放松对安全的警惕,因此事故集中发生,平均每月发生约35起;其次,145起事故发生在3月、4月、6月、7月、8月和10月,平均每月发生24起;最少的是45起事故发生在1月、2月和9月,平均每月发生15起。
每年的1月或者2月为春节,各级政府加强监管力度以确保春节期间安全,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这个时期事故较少。而每年的11月、12月,接近年度,没有完成任务和指标的企业通常会卯足劲做最后的努力,安全监管可能放松,因而事故较多。
二是地域。
在1950年到2016年期间,山西、河南和黑龙江这三个省份的煤矿特大事故最为严重。其次是贵州、河北、四川、吉林、山东、陕西、湖南和辽宁等省份,其他省份的特大事故相对较少发生。这些事故多发省份的煤炭产量要么较大,要么地质条件复杂,又或者是小煤矿数量众多,这些都是导致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
2023年上半年全国原煤产量前十省市分别是:山西省、内蒙古、陕西省、新疆区、贵州省、安徽省、河南省、宁夏区、山东省、云南省。其中,2023年上半年山西省原煤产量排名第一,累计产量为67838.3万吨。有些省份已然退出历史舞台,有些省份却悄然站立舞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亦或中期的未来,山西仍然是公认不变的煤炭大省。
三是经济类型。
国有矿井在特大事故的发生次数和死亡人数上明显高于其他所有制类型的矿井,约占了事故起数的60%和死亡人数的70%。这一情况与重大、较大和一般事故的矿井经济类型统计规律明显不同,因为在这些类型的事故中,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的比例是相反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煤炭工业改革开放新篇章。1985年起国家上划主要产煤省(区)一批骨干煤炭企业,全行业实施六年投入产出总承包。1995年,煤炭行业开始企业化改制试点,我国煤炭企业开始了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探索。1998年,国务院改革煤炭管理体制,下放原煤炭部直接管理的国有重点煤矿,推进政企分开。
2012年到2021年,我国安全高效煤矿数量由406处发展到1146处,安全高效煤矿产量突破29亿吨,占全国煤炭产量的比重达到70%。2022年排名前10家企业原煤产量合计为23.1亿吨,占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的51.3%。国有企业煤炭产量较高,生产人员集中,或许更容易发生大型事故。
四是事故类别。
煤矿事故可以分为以下8个类别:瓦斯事故、顶板事故、机电事故、放炮事故、水灾事故、火灾事故、运输事故、其他事故。
根据统计数据,在这些事故中,水害、外因火灾和突出事故占据了较小的比例。然而,瓦斯(煤尘)爆炸事故的发生次数是上述三类事故的七倍以上。顶板和其他特大事故的发生非常罕见。可以说,瓦斯(煤尘)爆炸事故是特大事故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爆炸、水害和火灾事故都有易流动和扩散的致灾因素,如冲击波、有毒烟雾和窒息性气体等。因此,这些事故往往会导致大范围的人员伤亡,且救援工作困难,容易形成特大事故。
我们从煤炭产量、安全投入和危险源特性简要分析。
有生产才有事故,不生产就不会有事故发生,但是想想可能吗?经济要发展,大家要吃饭,还是离不开煤炭。
旧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49年,煤炭产量仅3200多万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前的1952年,煤炭年产量达到6600万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57年,产煤 1.31亿吨,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62年,全国产煤2.2亿吨。经3年国民经济调整巩固,至1965年,全国煤产量为2.32亿吨。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全国产煤6.18亿吨。1989年,产煤10.54亿吨,突破了10亿。进入90年代,煤产量年年递增,2004年产煤21.23亿吨,突破了20亿,2009年产煤31.15亿吨,突破了30亿,2021年产煤41.26亿吨,突破了40亿。
从1950年到2016年的特大事故年度分布规律可以看出,对于能源需求的经济刺激政策,如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1993年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2002年至2012年的煤炭“黄金十年”,对煤炭这一我国主要能源的需求有巨大影响,因此其产量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特大事故起数年度变化也呈现出快速上升和高位波动的特点。
从1950年到1997年,我国煤炭产量和特大事故起数的拟合趋势线显示出两者变动形式高度一致,说明在这个时期内煤炭产量对特大事故的发生有重要影响。山西、河南、黑龙江是我国传统的煤炭产区,国有矿井也是我国主要的煤炭生产基地,这些地区的煤炭产量较大,从业人员众多,生产活动密集,因此事故发生率也较高,相应的特大事故数量也较多。也就是说,煤炭产量与特大事故发生率呈正相关,但对现如今的煤炭行业来说,智能化煤矿的推行和减人,这一结论或许并不适用。
安全投入的增加包括增加安全人员数量、改善安全管理和创新优化安全技术装备。根据统计数据,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文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之后,我国煤炭产量迅速增长,但煤矿死亡人数和百万吨死亡率持续下降,煤矿特大事故数量也大幅波动下降,这与不断增加的安全投入密切相关。
此外,煤矿特大事故呈现锯齿状波动变化,即当年发生特大事故后,企业和政府必然会增加安全投入,从而导致后续年份特大事故数量减少。由于5月天气逐渐转暖,11月和12月天气逐渐变冷,人们的状态受气候变化影响而放松了对安全的警惕,导致特大事故更容易发生。也就是说,安全投入和特大事故发生率呈负相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一结论都适用,加大安全投入必定会减少事故发生,相信科技带来的改变和环境的打造对于安全的促进作用,因此安全生产费用必须提取并按规定使用。
瓦斯和煤尘是与煤炭密切相关的危险源,它们在井下空间中无处不在,无法完全与作业人员和过程隔离。同时,瓦斯和煤尘爆炸后会迅速产生灾害,速度快、范围广,高温、有毒烟气和冲击波具有强大的致害能力,因此瓦斯和煤尘爆炸事故成为特大事故的主要原因。
山西、河南、黑龙江等传统的煤炭产区拥有大量的国有矿井,这些矿井的产量较高,同时采落煤炭也会产生大量的瓦斯和煤尘涌出,因此瓦斯和煤尘爆炸灾害在这些地区比较严重,特大事故也较为频发。此外,水害、外因火灾和突出的流动性因素也在半封闭的井巷空间中扩散性较好,因此在特大事故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其他类型的事故往往是点状的,波及范围较小,因此发生特大事故的概率较低。总之,危险源的特性对于特大事故的发生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生产场所中危险源分布广泛、数量众多、成灾机制简单、致灾能力强,那么该类灾害就容易演变成特大事故。
2021年中国煤炭储备量为2078.85亿吨,而目前煤炭储量前5的地区是山西、陕西、新疆、内蒙古和贵州。随着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供给侧改革将持续推进,行业将会向向生产智能化、管理信息化、产业分工专业化、煤炭利用洁净化发展。煤炭生产企业会普及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装备,大力发展智能化开采,倡导“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这是促进煤矿安全生产的必要手段。
根据2021年一项蓝皮书统计,2020年煤炭行业从业人员接近285万人,其中大型煤企从业人员210万人。如果按照三班倒作业,那么平均每班约有50万人在地下作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煤炭仍是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压舱石”,加油,矿工,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