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四叔

四叔不在农村种地，他是一名煤矿工人。母亲经常跟我们唠叨：“全屯子的人就数你四叔挣钱最多，最有出息。”

在我印象中，煤矿工人都是黑不溜秋、五大三粗的汉子。我四叔正相反，他身材颀长，白白净净的，从样貌上看，就是一个白面书生。可四叔一点也不文弱，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力气。

小时候，如果我在外面挨了欺负，四叔就会把欺负我的孩子一手一个拎起来，悬在空中，就像抓着两只小章鱼。四叔和颜悦色地对欺负我的孩子们讲道理。恐高的孩子被吓得立马就认怂了。也有不服气的，趁着四叔不注意，“小章鱼”会从他的手上挣脱，一转眼就跑没影了。四叔笑着摇摇头，抱起我就往家走。

我四婶大高个儿，模样俊俏。村里人说，四婶这样鲜亮的女人能下嫁给四叔，多半是看上了四叔下井挣钱多，比当农民养家糊口容易。

我父亲是家里的老大。听母亲讲，她和我父亲结婚时，四叔才八岁，基本上是扯着母亲的围裙长大的。他当矿工还是我母亲托了娘家表哥给办成的。四叔对我母亲一直心存感激。

上世纪50年代，大家都勒紧裤带咬着牙讨生活。我的家乡依山傍水，可当地的旅游资源，就是穷汉披了一张豹子皮——顶热不顶饿。山上的大榆树像一个个被剥光了衣服的老人，在风中佝偻着。珍贵的树皮被饥饿的人剥回家，掺在各种秸秆里磨成粉，煮着吃。

那年冬天，眼看孩子们饿得像一只只青筋暴起的小猴子，母亲想起了四叔。四叔干活的煤矿在凤凰城的大山里，离我们老家有100多里地，中间要翻过数不尽的羊肠小道。我母亲个子矮小，又缠了小脚，她走了好几天才到达四叔的煤矿，破棉衣上已经分不出哪是雪花哪是棉花了。

当四叔看到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嫂子时，心疼地说：“嫂子，这么远的路，你是咋找来的？真是难为你了。”说完，四叔泪如雨下。

我母亲也不磨叽，对四叔说：“老四，没别的，孩子们实在是饿得不行了，就看你能不能给俺们匀点吃的。”

四叔二话没说，拉着母亲，找到矿上负责财务的领导，说：“这是我嫂子，长嫂如母，她跟我妈差不多。请矿上无论如何赊我一个月工资，给嫂子家救急！”领导把四叔拉到一边低声说：“按规定，这样不行，可看你嫂子大老远投奔你来了，我就破回例吧。”

母亲这次矿山之行收获满满，她兜里揣着四叔从矿上赊来的一个月工资，肩上扛着四叔的工友们捐助的一小袋玉米面，高兴得合不拢嘴。

临行前，矿长见我母亲的一双小脚肿得几乎要撑破鞋子，于心不忍。他对我四叔说：“一个小脚女人走这么远的路不容易，咱矿上给你两天假，你把你嫂子送回家去吧。”母亲连忙说：“这可使不得，不用了。”可四叔不容分说就把粮袋挂在脖子上，蹲下身来弯腰背起我母亲就走。

四叔和我母亲刚走出煤矿大门，四婶和几个矿工家属就从后面追了上来。她们又给我母亲送来了几十个玉米面大饼子。望着淳朴热情的矿嫂们，母亲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母亲知道，他们也不易呀，那时候煤矿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也就几十元，是他们在井下拿命换来的。

四叔背着我母亲一路上走走停停，等到家时，已是第二天掌灯时分了。靠着我四叔一个月的工资，加上四叔的工友们送的玉米面和大饼子，我们一家人终于度过了青黄不接的日子。

我至今依然记得，那天我饿得昏昏沉沉的，早早就睡着了。睡梦里，忽然闻到一股大饼子的香味，我一激灵就醒了。睁开眼睛看到了四叔，于是我抱着他的大腿要好吃的。这时候，母亲变戏法似的从外屋端进来一盘子热气腾腾、金灿灿的玉米面大饼子。那顿饼子吃得真香啊，我这辈子再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甜的东西。

四叔简单吃了两口饼子，连夜就要往矿上赶。看着四叔的背影，母亲心疼地擦着眼泪。不一会儿，四叔又返回来，从衣服和裤子的兜里掏出了几个布包交给母亲：“嫂子，咱屯子张队长说队里要修桥，让我给弄点钉子。钉子我带来了，你替我转交给他吧，我来不及了。”四叔走后，母亲打开那几个布包，里面全都是用锤子直过的生锈的钉子。

如今，我的四叔已经去世多年了，但他对亲人、对老家村庄的那份温暖的情义，一直让我们怀念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