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一直是煤矿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局长黄玉治在2021年1月8日召开的全国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中表示，近年来矿山安全生产督查力度不断加大，煤矿安全生产情况有所好转，但面临的形势仍复杂严峻。由于煤矿工作具有强度大、危险系数高的工作特点，对于矿工的工作行为具有较高的要求，矿工的不安全行为往往会导致严重的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因此矿工操作行为是否规范对于煤矿安全生产至关重要[1]。煤矿工作的高强度性使煤矿工人往往需要在工作中投入较多精力和时间，在处理家庭事务上的投入变少，工作和家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梳理文献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会对个体的工作行为产生密切影响。卫武等[2]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会负向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宋嘉艺等[3]在对知识型员工的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会显著抑制员工的创新行为；丁宗广等[4]对高铁司机的安全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对高铁司机的安全驾驶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冯亚娟等[5]对20家建筑企业工人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会促进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

目前国内对矿工群体安全管理的研究，多从领导行为[6-7]、组织氛围[8-9]等工作领域出发，较少涉及工作及家庭领域交互因素对矿工安全行为的影响。工作家庭冲突是否会影响矿工的不安全行为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还有待研究。

因此笔者尝试构建以工作投入为中介变量，情绪智力为调节变量的矿工工作家庭冲突与不安全行为的理论关系模型，探讨工作家庭冲突对矿工不安全行为的影响，为煤矿企业的生产安全管理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

1 研究假设

1.1 工作家庭冲突与不安全行为

工作家庭冲突是一种角色间冲突，是指员工在时间和精力都有限的情况下，工作和家庭对个人不同期望之间产生矛盾而形成的一种角色冲突[10]。当个体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时，就会在工作中表现出消极行为。LIU Y等[11]研究认为工作家庭冲突会使员工的工作情绪变得低落，甚至对周围人做出攻击性行为。丁宗广等[4]认为工作家庭冲突会直接负向影响员工的情绪状态，使员工工作时注意力降低，从而导致不安全行为发生风险增大。工作家庭冲突越严重，矿工在工作时表现出对工作越强烈的退缩行为，进而影响矿工安全生产[12]。

高风险的工作环境以及高强度的工作任务要求矿工注意力高度集中，当工作家庭冲突发生时，矿工需要以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代价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和状态，从而难以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工作上，因此大大增加了矿工不安全行为的发生。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工作家庭冲突显著正向影响矿工不安全行为(H1)。

1.2 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

工作投入是一种个体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积极、正向的情绪和认知状态，包括活力、奉献、专注3个维度[13]。活力是指个体能够在工作中保持精力旺盛，面对困难能够坚持不懈并努力克服；奉献则是个体对工作本身具有强烈的热情和自豪感，自愿将精力全部倾注到工作中；强调个体能够在工作中保持全神贯注并从工作中获取快乐。徐兆恩[14]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越大，个体工作投入越小。而员工对工作投入越多，越易与组织建立健康持久的合作关系和情感连接[15]。李乃文等[16]认为员工不能在工作中充分投入时，就会表现出较低的工作兴致和消极的工作情绪，自我效能感变差，很难快速进入工作状态，这大大增加了员工工作失误和不安全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煤矿工作具有高风险、高强度的特点，工作家庭冲突的产生会影响矿工的情绪和工作状态，从而降低其工作投入，更易引发不安全行为。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投入显著负相关(H2)；工作投入与矿工不安全行为显著负相关(H3)；工作投入在工作家庭冲突与矿工不安全行为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H4) 。

1.3 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

情绪智力是一种积极的个体资源，是个体特有的认知、感受、理解和处理情感信息的能力和特质[17]。根据资源保护理论，过度的工作压力会不断消耗个体的内部资源从而导致个体产生消极情绪，而充足的积极的情绪资源可以帮助个体抵抗资源消耗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GÖRGENS-EKERMANS G[18]认为较高的情绪智力可以帮助个体有效应对工作及生活压力。因此，高情绪智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工作家庭冲突这一压力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此外，侯烜方等[19]研究认为，在面对压力时，个体情绪智力越高越有利于及时调节压力带来的消极情绪，进而正向促进工作投入。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矿工情绪智力在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投入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H5)。

1.4 模型建构

基于以上假设，构建工作家庭冲突、工作投入、情绪智力以及矿工不安全行为的理论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对山西焦煤集团柳湾煤矿、潞安化工集团夏店煤矿、晋能控股集团四老沟矿、山西寿阳段王集团平安煤业以及西山煤电西曲矿等5个煤矿企业的一线矿工进行问卷调查。共计发放问卷315份，有效回收276份，有效样本率达87. 62%，回收效果良好。对矿工的基本信息进行汇总统计，将调查对象按照年龄结构划分，30岁以下的占29.6%，30～49岁的占47.2%，50岁及以上的占23.2%；按照工龄划分，5年以下的占40.1%，5～10年的占36.3%，10年以上的占23.6% ；按照学历划分，初中及以下的占39.4%，高中及专科的占42.8%，本科及以上的占17.8% 。

2.2 问卷设计

本问卷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年龄、工龄、学历)和测量量表两大部分。其中，测量量表部分包含工作家庭冲突、工作投入、不安全行为以及情绪智力4个量表共计35个题项。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测量参考NETEMEYER R G[20]编制的经典量表，包括在工作上花费过多时间而忽略了家庭(A1)、 工作要求干扰了我正常的家庭生活(A2)、由于工作原因，我想在家里做的事情没有完成(A3)、工作压力使我难以履行家务(A4)、与工作相关的职责使我必须改变家庭活动计划(A5)等5个题项；对工作投入的测量参考SCHAUFELI W B[21]开发的量表，包括我通常在工作中感到干劲十足(W1)、工作中的我强大且充满活力(W2)、早上一起床，我就想去工作(W3)、我对自己的工作富有热情(W4)、工作激发了我的灵感(W5)、我为所从事的工作而感到自豪(W6)、工作紧张时我会感到快乐(W7)、我沉浸于自己的工作中(W8)、我在工作时会达到忘我的境界(W9)等9个题项；对不安全行为的测量参考张倩[22]的量表，包括拆分机械装置及其他安全配置(B1)、使用无安全设施的设备或工具(B2)、用手替代工具进行操作(B3)、 会违章作业(B4)、不懂装懂，错误操作(B5)等5个题项；对情绪智力的测量参考WONG C S等[23]编制的量表，包括我通常清楚地知道自己产生某种情绪的原因(Q1)、我了解自己的情绪(Q2)、我确切地理解我内心的感受(Q3)、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否快乐(Q4)、我能根据朋友的行为获知他的情绪状态(Q5)、我能很好地观察到他人情绪(Q6)、我对他人的感觉和情绪很敏感(Q7)、我能较好地理解周围人的情绪(Q8)、我总为自己设立目标并尽全力去完成(Q9)、我总告诉自己我是一个能干的人(Q10)、我是一个自我激励的人(Q11)、我总是鼓励自己要尽全力(Q12)、我能控制我的脾气并理智地处理问题(Q13)、我能完全控制我自己的情绪(Q14)、我能在生气时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Q15)、 我对自己的情绪有很好的掌控(Q16)等16个题项。各量表均采用 Likert 7点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1～7依次肯定递增。

3 数据检验与分析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运用SPSS23.0对收回的量表进行信度及效度检验。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作为信度的估计指标，经检验得到工作家庭冲突、工作投入、不安全行为以及情绪智力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72、0.852、0.920和0.942。各量表的信度均在0.8以上，说明量表信度良好。再对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值进行测算，得出量表的KMO值为0.885，Bartleet球形检验的P值小于0.001，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信度；对各量表的均值M、标准差SD、平均方差提取值AVE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测算，结果见表1，其中对角线上的数值是AVE的均方根。根据表1结果可知，各变量之间显著相关，且所有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5，相关系数均小于各自AVE的均方根，说明量表的区分效度良好。

3.2 拟合检验

利用AMOS 21.0对工作家庭冲突、工作投入和不安全行为的理论假设模型进行检验，各拟合指标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卡方自由度比c2/df、拟合优度指数GFI、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正规拟合指数NFI、比较拟合指数CFI以及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的指标值都处于合理范围，表明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3.3 结果分析

在AMOS中工作家庭冲突、工作投入与不安全行为的路径关系如图2所示，图中A1～A5、B1～B5分别表示工作家庭冲突、不安全行为的观测变量，活力、奉献和专注分别表示工作投入的3个维度，e1～e13分别表示上述观测变量的残差，e14、e15分别表示工作投入和不安全行为两个潜变量的残差。各路径的回归系数见表3，其中，路径1表示工作家庭冲突对不安全行为路径，路径2表示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投入路径，路径3表示工作投入对不安全行为路径。

根据表3结果可知，工作家庭冲突到矿工不安全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419，在P<0.00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工作家庭冲突对矿工不安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成立；工作家庭冲突到工作投入以及工作投入到不安全行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349和-0.342，均在P<0.00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工作家庭冲突显著负向影响矿工的工作投入，且工作投入显著抑制矿工不安全行为的产生，假设H2、H3成立。

关于工作投入的中介效应，利用AMOS 21.0中的Bootstrap置信区间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最后，运用分层回归分析法对情绪智力在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投入间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见表5。模型1将控制变量(年龄、工龄、学历)加入回归方程，模型2再将自变量工作家庭冲突和调节变量情绪智力加入回归方程，模型3进一步将工作家庭冲突和情绪智力的交互项加入回归方程。

由表4结果可知，工作家庭冲突对矿工不安全行为总效果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表明工作家庭冲突到不安全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中介效应；工作家庭冲突到矿工不安全行为的间接效果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工作家庭冲突到矿工不安全行为间存在中介效应。又因为工作家庭冲突对矿工不安全行为的直接效果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工作投入在工作家庭冲突与矿工不安全行为间是部分中介效应，故假设H4成立。

根据表5中结果可知，工作家庭冲突和情绪智力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对矿工工作投入的解释增加量△R2为0.018，表明情绪智力在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投入间具有调节作用，假设H5成立。情绪智力高的矿工在面对工作压力时能更好地化解工作家庭冲突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而积极调整自己的工作投入状态，以减少不安全行为的发生。

4 结论

调研结果表明，由于煤矿工作的高强度、高风险特性，矿工往往因工作压力难以协调工作与家庭间的关系，从而产生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冲突会负向影响矿工的情绪状态，使矿工在工作时很难全身心地投入，从而极易促进矿工的不安全行为。而情绪智力作为矿工重要的个体资源，可以通过调节工作家庭冲突对矿工工作投入的负向影响，进而减少矿工在工作时不安全行为的发生。

在煤矿企业中，工作家庭冲突不仅会直接正向影响矿工不安全行为，还会通过降低矿工工作投入进而促进其不安全行为的发生。因此减少矿工的工作家庭冲突以及正向干预工作投入会减少不安全行为出现的可能性。企业管理者应密切关注矿工工作与家庭的协调，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设置合理的工作时间和任务，避免工作过分侵占家庭空间，必要时对矿工的工作及家庭给予帮助和支持；在矿工的管理培训中，采用合理的奖惩制度，激发矿工对工作的活力和热情，加强对矿工的专注力培训，提高矿工的工作投入，进而减少不安全行为的发生。

情绪智力作为一种个体特质，在家庭生活与矿工工作之间起调节作用。情绪智力的提高有助于员工更好地控制不良情绪带来的影响，从而可以更专注地投入到工作中。因此管理者应重视矿工情绪智力的培养，通过开展心理健康讲座、耐挫性训练、加强与员工的沟通等方式提高矿工的情绪智力，降低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投入的负面影响，进而减少矿工的不安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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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work-family conflict on miners' unsafe behaviors

GUO Lijun, LV Yongwe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zhong, Shanxi 0306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miners' unsafe behaviors, work engagement was introduced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s a moderator variable, and a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model was constructed.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Bootstrap method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276 valid questionnaire data from 5 coal mine enterprises in Shanxi province were analyzed to verify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miners' unsafe behavi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ork-family conflict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miners' unsafe behaviors, work engagement played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unsafe behaviors,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layed a regulato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work engagement.

Key words work-family conflict; miners' unsafe behaviors; work engagemen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引用格式：郭立君，吕永卫.工作家庭冲突对矿工不安全行为的影响研究[J].中国煤炭，2022,48(1)∶33-38. doi:10.19880/j.cnki.ccm.2022.01.006

GUO Lijun, LV Yongwei.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work-family conflict on miners' unsafe behaviors[J].China Coal,2022,48(1)∶33-38. doi:10.19880/j.cnki.ccm.2022.01.006

基金项目：山西省软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8041064-5)，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20YJ031)

作者简介：郭立君(1997-)，女，山西大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煤矿安全管理。E-mail：1414367515@qq.com

中图分类号 TD79

文献标志码 A

(责任编辑 张艳华)